伯益(约公元前21世纪),一作伯翳、柏益,又称大费,大业的儿子,嬴姓。他是梁氏、徐氏、黄氏、江氏、赵氏、马氏、葛氏、裴氏与秦朝王室之祖。因协助禹治水有功,故受舜赐姓嬴,并将姚姓之女许配他为妻。帝舜禅位于禹后,伯益被任命为执政官,总理朝政。伯益后来继续成为夏王启的卿士,地位只在夏王启一人以下,直到夏启六年时,病死,享年一百多岁,时夏王朝给予其隆重的祭祀。伯益与夏王启皆是黄帝的后裔。
战国楚国上博简《容成氏》所记“禹有子五人,不以其子为后,见咎繇之贤也,而欲以为后。咎繇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,遂称疾不出而死。禹于是乎让益,启于是乎攻益自取。”此竹简内容则与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关于皋陶早猝的记载相吻合。相关学者认为这是不同文化区域间传说的分化变异导致的,但皋陶和伯益实为两个互不相干的人则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,并且古代文献中就有“皋陶作刑”与“伯益作井”的不同记载。
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,这点可见于《史记》之《夏本纪》《秦本纪》等。伯益不仅治水卓有成就,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。
其一,伯益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,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,教给民众种植稻谷,促进了农业的发展。因此,当禹在平定洪水后,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(一种黑色旗帜),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。此后,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(《尚书·尧典》),掌管山泽,繁育鸟兽。而伯益的后人,包括费昌、仲衍、造父、处父辈以长于训鸟兽成立于世。
其二,传说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。《经典释文》卷二井卦因《世本》云:“化益作井。”《吕氏春秋·勿躬篇》:“伯益作井。”这大概与其佐禹治水不无关系,毕竟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,是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的。当代考古发掘证明,我国水井的出现恰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,可知传说有其根据。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,在此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,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。凿井技术发明后,我国古代北方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充斥,得以开发。
其三,伯益参加平治洪水,也促进了本氏族的发展。据考证,夏商时期的“赢姓十四氏”便是伯益之族,且江氏的源起,便是与治水密切相关的。
大禹继舜之后,伯益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、开垦荒地、种植水稻、凿挖水井。伯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。他曾告诫大禹,凡事要有前瞻性,要虑事周全。不要违背法则、制度,不要过度游乐享受,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,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治国不能懈怠,政事不能荒废,谦虚会受到益处,自满能导致失败,要选贤任能、除奸去邪。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,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。舜时,三苗族离心离德,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,三苗不服,伯益提议,要恩威并举,德武相济。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,撤退军队,实行文教德治,三苗族受到感化,终于归顺。伯益还将跟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、草木鸟兽、奇风异俗、轶闻趣事记录下来,成为《山海经》的素材。
著山海经
夏代小说《山海经》是一部被后世称为奇书的神话故事小说。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,其中有4卷为后人增补作品。最初的撰写人很可能是就是夏代的伯益。西汉刘歆《山海经表》:“ 已定《山海经》者,出于唐虞之际……禹别九州,任上作贡,而益等类物善恶,著《山海经》”。东汉王充《论衡·别通篇》:“禹主行水,益主记异物,海外山表,无所不至,以所记闻作《山海经》” 。东汉赵晔《越王无余外传》:“(禹)与益、夔共谋,行到名山大泽,召其神而问之,山川脉理、金玉所有、鸟兽昆虫之类,及八方之民俗、殊国异域、土地里数:使益疏而记之,故名之曰《山海经》”。
伯益的主要政见言论可见于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伯益提倡德治,提倡帝尧那样的仁德,认为治国要小心谨慎、忠于职守。强调未雨绸缪,这样遇到偶发事件时就不会毫无准备失了分寸。要有原则与法度,不能贪图享乐。不能以违背自然本性为代价,好大喜功,盲目冒进;也不要拂逆万民的心愿,来屈从强权者的一己之欲。这样一来,才能抚顺四夷。他对大禹说:惟德动天,无远弗届。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。
